面对紧迫的公共安全危机，我国警察使用枪支的民意支持度曾一度走高，警察用枪的严格限制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松绑。
影片中，这个宗族大家庭履行着一个小型文明社会的各项职能，包括政治、经济、婚姻、宗教与安全。这里，除了老冯为人所熟知的国家法官之外，还有一些喇嘛教的宗教信仰和罐罐山的传统习俗。
摩梭人不仅在社会生活上保持着母系特征，在政治秩序上也依循女性家长所组成的宗族统治。鸡头寨的突发案件就在于张龙家放养的猪拱了李二家的罐罐。否则，阿洛式的法治引来的只是公民抗命——鸡尾寨的彝族人不打官司来抗议公家人的行为不正是现代的公民抗命表现吗?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的职业伦理基础不断瓦解。在审判案结之后才能做到事了的关键是执行环节法官与每个具体群众的互动。作为国家法官的老冯，随着大山的深入也越来越无能处理这些案件，最终以阿洛的私奔、杨阿姨的退岗、老冯的丧命而终结。
基层法院也基本完成了审判与执行由不同法官履行的改革目标。当阿洛宣称我们是合法的夫妻，我们没有半点错来论证私奔的合法性时，他实际上是用国家法律与彝族规矩争夺正当性。但对于报告的形式，《警察通例》则未加以限定，警察可根据情况自行决定采取书面或口头形式。
由于行政法上的自由裁量是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事先赋权，以相关立法目的为基础并根据公正合理的法律价值，通过自行判断现场行为条件、决定行为方式。2.接收枪支使用报告的职能部门、人员的权责不明。[7] Mattis v. Schnarr, 547 F.2d 1007，1020(8th Cir.1976). [8]例如，2000年3月，湖北省洪湖市某派出所民警在处理一起聚众赌博案件中，为控制局面鸣枪示警，不慎导致从赌场中跑出的叶某中弹身亡。但一旦缺乏限制，就会造成损害。
国务院制定的《公安机关督查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督察机构，负责对本级公安机关所属单位和下级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和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对上一级公安机关督察机构和本级公安机关行政首长负责。其一，警察用枪裁量权的必然性诞生于相关立法的原则性与警务实践的复杂性之间的冲突。
实践中，警察机关的对外宣传部门负责处理包括涉枪事件在内的公众信任危机，但宣传部门的人员大多数并不具备新闻专业素养，再加上缺乏与一线人员的有效沟通，工作方式上偏重于单向宣传，忽视与民众特别是公众媒体的双向交流与沟通。从我国警察处警的实际来看，现场开枪射击的情况非常少见，多数情况下可能以持枪戒备为主，如果所有的持枪行为都要形成书面报告，可能会影响到警察使用枪支的积极性，造成为省事而弃之不用的情况，或者因瞒报过多而背离报告制度的设置初衷。全日制的职业、专业组织和伦理法规、包含深奥知识和技能的知识体系、具有极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获得国家特许的市场保护、高度自治等，是专业具有的几大基本属性。因为消极不行使裁量权，与积极的滥用裁量行为一样，都违背了立法的本意和执法目的，同样损害了公共利益和相对人利益。
当包括警察用枪在内的敏感事件发生后，警察部门或地方政府展现给大众的往往多是结论性的报告，内容大多体现为正面的、格式化的说辞。国际上，警察武力使用手段相应分为语言引导、语言控制、徒手控制、警械控制、杀伤性武器使用五个层次。二是当时的立法者并未意识到枪支作为重要的警用装备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个人违法成本应由其个人承担，所属行政机关越俎代庖往往会让民众主观推定是因为行政机关存在管理上的疏忽而导致了此类事件的发生，这不仅混淆了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和个人行为的界限，也不利于刑事案件的后续处理。
警察用枪裁量权的运用就更多是一个专业问题，因而，警察用枪裁量权问题的法理思考和程序规制的标准，应当更多建立在专业基础上进行思考，而不应当主要站在大众视角进行标准设定。警察特殊的履职场合决定了法律必须赋予其合理的用枪裁量权，构建警察用枪的制度化保障机制，消除警察履行用枪职权的后顾之忧。
任何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警匪勾连或者警察情绪失控等情况，但只要相关制度规范设定到位，警察合法掌控枪支，不存在违规领用、保管枪支等阻却事由，这种责任应归于个人。必要性原则要求在可以实现同样行政目的的多种方法与手段中，尽量选择对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法与手段。
一份书面报告为随后事件提交诉讼提供了完整的事实分析。{4}36从行政行为的性质本身判断，这类持有合法但使用违规或违法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警察用枪裁量权应以行政自我约束原则为行动准则。受限于知识局限性和理性认知能力，立法者不可能全部预见到案件发生的千差万别情形。【参考文献】 {1}〔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2}杜俊飞.沸腾的冰点：2009中国网络舆情报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另一条道路〔M〕.于海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4}〔英〕L.赖维乐·布朗，约翰·S.贝尔.法国行政法(第5版)〔M〕.高秦伟，王锴，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5}〔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1卷)〔M〕.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崔卓兰，刘福元.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部控制〔J〕.中国法学，2009，(4):73-84. {7}Machael L. Lash.Police Discretion〔J〕. Loyola Lawyer, 2:125-187(1976). {8}惠生武.国家职能：警察权形成的前提〔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8，(2):72-77. {9}陈山，彭凯.警察权合宪性控制的必要性〔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8，(1):58-62. {10}宫毅，徐海晋.警民关系建设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 {11}谭羚雁.网络民主重塑警察合法性的价值辨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91-96. {12}胡建淼.关于中国行政法上的合法性原则的探讨〔J〕.中国法学，1998，(1):65-71. {13}蒋文.从警民冲突中再看香港警察的装备和战术〔J〕.公安教育，2012，(1):23-24. {14}孙岩.现阶段警察执法中武力使用等级探究〔J〕.大观周刊，2012，(14):18. {15}Gary L. Bauer.Power and Politic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31-32(1988). {16}James R. Keegan.Police Use of Firearms in West Virginia—An Empirical Study〔J〕. West Virginia Law Review, 75:166-188(1972). {17}谢川豫，岳耀垒.警察开枪前之警告方式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26-130. {18}Colin Greenwood.The Police Use of Firearms: Some Problems〔J〕. Police Journal, 41:453-462(1968). {19}王林，等.中国社会矛盾预警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20}朱力.走出社会矛盾的漩涡——中国重大社会性突发事件及其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1}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M〕.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2}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3}R. A. Hunt.Police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J〕. Police Journal, 46:167-177(1973). {24}秦露.互联网时代如何执政与为官〔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 {25}赵康.专业、专业属性及判断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J〕.社会学研究，2000，(5):30-39. 作者简介：孙丽岩，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在具体的法律制定和修改上，一方面，要改变目前法律、法规、规章限定警察使用枪支的倾向，要在约束的同时将现场用枪的处置权交给现场执法人员，而不是简单地束缚其手脚。
第三类是警察合法使用枪支引发的舆论热议。1.立法明确授权鸣枪示警模式的俄罗斯、乌克兰、越南、日本等国，将鸣枪示警视为警察开枪射击前留给违法行为人的一个自行服法机会。
其二，警察用枪的裁量权行使，应当既能够保障警察执法的安全性，又能够体现警察用枪的审慎性。在美国法律实践中，对于警察何时使用枪支这一问题，许多州曾提出过这样一项原则——重犯逃逸原则(The fleeing felon doctrine)。
(4)使用枪支理由及造成的伤亡情况。(1)根据2015年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戴使用枪支规范》的规定：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建立由警务督察部门牵头，纪委监察、法制部门参加的调查处理机制，负责会同有关警种对人民警察使用枪支案事件进行调查处理。
但同时，警察用枪又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判断的问题，还必须适度兼顾公众的常识判断问题。比如深圳和福州警察设局枪杀他人案[2]，2004年、2009年分别发生在云南和广西的4起警察枪杀无辜群众的案件，其中3起均为警察酒后滋事开枪致人死亡的案件[3]。{21}17 对于警察的宣传过于空泛、形象虚拟化，难以引起公众对警察使用枪支的理解。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使用枪支的地点、时间。
对于第三类案型，警察用枪是否合法合规，最受社会关注。面对紧迫的公共安全危机，我国警察使用枪支的民意支持度曾一度走高，警察用枪的严格限制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松绑。
(二)我国警察用枪信息公开及公共舆情应对的缺陷 1.有关警察用枪的宣传、报道往往比较单一，多以说服性传播、弘扬主旋律为报道方向。警察用枪权利，属于警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佩戴使用枪支规范》的规定，警察用枪后应立即向所属配枪部门主要负责人口头报告，并在完成任务后24小时内，向所属配枪部门提交书面报告。裁量权过大容易被滥用、不受控制，而裁量权过小则会导致警察畏惧用枪，无法实现警察配枪制度的既定效果。
前文所述的引发公众热议的辽宁盘锦、黑龙江庆安火车站等事件，就是通过网络爆炒而引发舆论热议的。事后规范程序既是为了审查警察用枪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加强内部监督程序督促警察审慎用枪，对违规用枪行为依法惩戒。需要指出的是，警察用枪裁量权严格遵循上述原则并非仅仅是为了限制裁量权的发挥，而是要将警察裁量权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因为权力就像火一样，在控制范围内，它起到了服务的作用。但是，在我国的行政实践中，行政机关以及公民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惯性思维，那就是只要警察个人出了问题，其所在单位就无法脱离干系，受伤害的公民或家属往往首先会向违法个人的所属单位索赔，而行政机关也常常为避免事态升级、尽速消除负面影响，无可奈何地以非常规手段替个人承担所谓的赔偿责任。
[12]网络搜索警察用枪受奖励的新闻，仅有2014年5月广州火车站民警开枪击中持刀砍人男子受表彰和云南楚雄警察开枪击中驾车冲撞公众男子两件，且后一起还因在调查结果尚未完全清楚时仓促给予奖励而备受质疑。总体来讲，由于缺乏对于执法危险性身临其境的感受，缺乏打击犯罪嫌疑人紧迫性的直观认知，因而中国的民众对于警察用枪，总体上是秉持谦抑心态的。
警务人员须在拔枪或举枪事件发生后尽快向事件发生地区所属警署的值日官报告。所属公安机关应当视情指派警务督察部门进行调查。
公民社会引发网络抗争，同时抗争激活公民社会，并推动它的发展。这种自上而下单纯侧重于管理的立法理念显然抑制了警察用枪的积极性，也无法发挥枪支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应有的威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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